“對于我投資的創(chuàng)業(yè)企業(yè),我存在的最大意義并不是我的資金,而是我把經(jīng)驗、人脈帶給了企業(yè)。有了我的介入,這些新生企業(yè)可以少走許多彎路。”漢能集團董事長陳宏如此總結投資的不二法門——人脈的重要性。
幾乎所有人都不會否認,在商圈的成功,從一定意義上講就是人脈的成功。有了熟悉、信任、值得依靠的商業(yè)伙伴或朋友,可以打通產(chǎn)業(yè)經(jīng)脈、理順商業(yè)邏輯。
尤其是在投資產(chǎn)業(yè),成功的投資人、合伙人,憑借熟稔的人脈資源,為自己掘到了一桶桶真金白銀。這種人際之間的信任又能被轉(zhuǎn)化為商業(yè)信任,并被保持多年。
那么,在已經(jīng)成功的今天,作為一位成功投資人,是否應該靜下心來想一想:
誰是你商業(yè)操作中可遇不可求的合作伙伴?
在你的投資生涯中,你和你的“黃金人脈”共同挖掘過哪些“富礦”?
與你的黃金人脈之間,你們?nèi)绾谓缍ㄉ虡I(yè)與感情?
尉文淵想辦法湊了3000萬,還說如果虧了也沒關系——多少有寬我心的成分,這才有了我的第一只基金。
闞治東一起流過汗的情義
口述|東方匯富創(chuàng)業(yè)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總裁 闞治東
整個中國社會,做什么都離不開人脈,在生意場上尤為重要。
上世紀90年代,我在申銀證券工作。為了爭奪優(yōu)質(zhì)股票的代理發(fā)行權,國內(nèi)的券商競爭很激烈。全國紛爭不斷,哈爾濱的業(yè)務全被申銀壟斷了——因為哈爾濱方方面面的領導,許多都是從北大荒(13.27,-0.07,-0.52%)出來的。憑著當年在一起流過汗的情義,大家一拍即合,申銀得以成功包銷了哈藥股份(600664.SH)的股票。
可是,事情并不是一帆風順。哈爾濱天鵝實業(yè)(現(xiàn)已變更為三精制藥(600829))的認購一開始不順利,眼看時間一天天過去,企業(yè)方很著急。實際上,有的券商如果覺得市場不景氣,或者看到前期工作進展不順利,會宣布發(fā)行失敗,不愿意承擔包銷責任。但是,申銀的原則是對客戶負責——既然簽了包銷協(xié)議,就要負責到底。
我對企業(yè)方說,再困難,申銀也一定會幫你們搞定。于是,我發(fā)動申銀萬國全上海50多個營業(yè)部的員工出動,人人出去找客戶,組織客戶去哈爾濱考察企業(yè)。那段時間,從上海到哈爾濱的每一班飛機、每一趟火車上,幾乎都有我們組織的人。最終,哈天鵝成功發(fā)行,自那以后,申銀在哈爾濱穩(wěn)住了局面,并連續(xù)做了好幾單大生意。直到今天,在哈爾濱我仍有一幫好朋友。
除了客戶方,和我共患難的申銀團隊更是我的人脈平臺上不可或缺的一方。
1992年,國務院批準青島啤酒(600600.SH)成為第一家公開發(fā)行股票的企業(yè)。為了拿到這一單生意,每家證券公司都摩拳擦掌。此時,上級派來了姜國芳、繆恒生和李明山三人,加強申銀的力量。
三人各有所長:姜國芳原是工行上海分行組織處副處長,善于與人打交道,我就派他直面企業(yè),取得企業(yè)信任;繆恒生長期做會計工作,財務上是一把好手,我就讓他潛心研究發(fā)行方案,做投標書;李明山是軍轉(zhuǎn)干部,跟隨領導多年,看問題有深度,而且來自北京,對北京方方面面的關系比較熟悉,正好赴京負責摸清證監(jiān)會的政策,了解各方信息。
這一場硬仗中,我們幾個人把各自的優(yōu)勢都充分發(fā)揮了出來。最后,依靠團隊的力量,我們拿下了青島啤酒。在那種環(huán)境結下的友誼分外牢固。直到現(xiàn)在,雖然天各一方——姜國芳在申萬巴黎、李明山在海通證券(11.15,-0.16,-1.41%),可是一旦有時間,大家還是時常聚會。
1999年,我離開申銀。我的老朋友、時任深圳市副市長的莊心一推薦我去了深創(chuàng)投。在深創(chuàng)投任職總經(jīng)理的那段時間,我得以與董事長王穗明共事。雖然我和她接觸不多,她很快升任深圳市副市長,離開了深創(chuàng)投,但共事的那段日子,她贊成我的商業(yè)主張,支持我的工作??梢哉f,如果沒有她的支持,我在深創(chuàng)投什么都做不成。
當時的深創(chuàng)投,內(nèi)部爭論很激烈。有人主張,企業(yè)應該把社會責任放在第一位,甚至深圳有些部門的領導也參與其中,越權建議錢應該投給誰,甚至直接插手人事,爭得不可開交。我卻認為,企業(yè)首先要盈利,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資者加入,一個虧損的國企對社會沒有意義。業(yè)務方向始終搖擺不定,有一段時間,我甚至灰心到了不想干,還寫了辭職報告。但王穗明為此事上上下下做了好多工作,最終,當時的深圳市委書記張高麗在我的辭職報告上批復:建議做好工作留下。市委所有常委都簽字了。因為這個緣故,我才下決心留下,才有了后來成功的一些項目。
我和尉文淵相識十幾年,最初我們倆都是銀行系統(tǒng)的,在各種場合總能遇到。然后,他去了證券交易所,我做券商,合作機會多了,彼此開始了解。1995年,他先我一步離開體制,我也曾為他引薦了一些朋友、客戶。我感覺,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我倆在各方面的見解都差不多,在我眼里,他是個靠譜的人。
2005年,我離開體制,打算自己搞一個基金。利用我多年積累的人脈,我把很多朋友召集到一起討論,沒想到每個人的意見都不一樣,當場就爭吵起來。這時,尉文淵把我拉出會場說:“這樣很難成事,干脆別讓他們進來,就咱哥倆湊點錢先干吧。”不久,尉文淵想辦法湊了3000萬,還說如果虧了也沒關系——多少有寬我心的成分,這才有了我的第一只基金。
每次,因為共同“渡難”,都會沙里鐙金,幫我淘出一些真朋友、幾個患難知己。他們對我的意義,已經(jīng)不是提供資金、機會、信息、意見那么簡單了。
(采訪|本刊記者 王雨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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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德集團前董事長牟其中在我失業(yè)時,收留我,后來又一路提拔我,直至負責整個南德集團的投資評估工作。
王功權無目的交往
口述|鼎暉投資合伙人 王功權
經(jīng)商多年的我從沒有強烈的沖動要去刻意尋找所謂的黃金人脈。盡管成為朋友之后,某些人會給我?guī)砩虣C,但對我來說更愿意選擇“朋友是朋友,商業(yè)是商業(yè)”的人生原則。實際上,在朋友圈里尋找商機反而有局限——如果事情做得不好,朋友可能也做不成。
我之所以不會抱有強烈的商業(yè)目的去結識人,是因為我堅信商業(yè)合作的前提是彼此可合作的條件對等、相互資源能夠匹配。比如說,就算和馬云坐在一起,有人要從他身上撈錢,卻不一定撈得到。
但是,畢竟商場多年,很多狀況不可避免,的確有幾位企業(yè)家,在我的職業(yè)生涯中占有重要位置,起到關鍵性的作用,說是良師益友不算為過。
南德集團前董事長牟其中是其中的一位。在我失業(yè)時,他收留我,后來又一路提拔我,直至負責整個南德集團的投資評估工作。
他是一個很有想象力和前瞻性的人,做的事情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投行業(yè)務——資源整合,牟其中也確實成功操作了以物換飛機這樣的易貨貿(mào)易。但在當時被大家說成皮包公司。所以,假如換做今天,南德的業(yè)務不會引起那么多非議。
馮侖也算是我一個很好的人脈。我認識馮侖的時候,他在另外的單位。因為要搞輿論研討會,別人介紹他來募錢,我當時是海南開發(fā)建設總公司的分公司經(jīng)理。他跟我很談得來,而且他只要4000元錢,我就同意了,但他卻沒有要,他說,“功權可堪大用,可做大友,所以這點小事就不麻煩了”。這讓我感覺他很有性格。
后來,是他介紹我到他任職的南德集團工作,我們成了同事。他做行政管理,我做業(yè)務,不在同一個部門,只是偶爾有一些交流,很多時候是各忙各的。但是,我和他在性格、見解上都合得來。馮侖是一個灑脫、幽默、也很智慧的人。我的知識面也比較廣,所以,什么話題都能聊得來,跟他在一起我一點不累。等到后來搞萬通時,我們?nèi)赃x擇共事。
和IDG的周全相處中的幾件事情讓我對他特別欣賞,所以我跟他合作了很久。
相識之初,還不熟悉的時候,周全提出到我家坐坐。這次拜訪一下子把我們二人的距離拉得非常近。當時我很清楚,周全是想通過“家訪”進一步的了解我。我很欣賞這種直接的方式。
還有一件事讓我認識到了周全的嚴謹。在我加入IDG后不久,一次全體合伙人吃飯。閑聊中,一個合伙人冒出一句:“聽說π除開了”。周全馬上說道,“我們是做投資的,要嚴謹,不能道聽途說。”馬上,他給波士頓大學的朋友——一個知名數(shù)學專家打電話,開宗明義問:“π除開了嗎?”對方說沒有。他掛了電話補充說,“做風險投資的人,說話要負責任。”
還有一次看項目,一位對方企業(yè)的代表為了撐門面,夸耀自己跟一個知名人士很熟。沒想到周全立刻提出:“你跟他很熟,可以馬上給他打電話問好嗎?”結果對方不敢打。幾件小事,讓我在很短的時間里,對周全嚴謹、簡單的性格留下了特別深的印象。
回顧我的成長經(jīng)歷,有一點成為規(guī)律:我?guī)缀醵际且驗樽鍪露Y識一些人,對其中有判斷或有感覺的人,我才會繼續(xù)相處下去,友誼從此開始,商業(yè)合作也從此開始。
(采訪|本刊記者王雨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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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馬云雖沒有當成,我們卻成了好朋友,他還邀我一起投資華誼兄弟(35.950,2.10,6.20%),共同成了華誼兄弟的董事。
虞峰認識誰沒意義
口述|云峰基金創(chuàng)始人 虞峰
有很多人誤會我,認為我的人脈廣是沾了商業(yè)的光——通過項目擴張朋友的范圍,其實這兩者沒有必然聯(lián)系。甚至正相反,正因為有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些生意反而水到渠成。
商業(yè)人脈既是關系又不是關系,很多人覺得我認識誰就是關系,就是資源。我覺得那是膚淺的東西,人脈的本質(zhì)是互相了解。有些人是很好的朋友,但是不適合共同創(chuàng)業(yè),因為你跟他只有在一起玩的時候才會很開心。認識誰沒有任何意義,一定是有判斷:大家是否彼此了解、對商業(yè)的判斷或想法是否相同,這時才能互相融合,相互信任。
我的很多朋友都是在商業(yè)上可遇不可求的伙伴,有些是我做企業(yè)、做投資遇到的。我們之間并沒有一定要共同做生意的預期,只是先做朋友,因為志趣相投,又有共同想法,才會一起做事。
我跟馬云的相識起源于聚眾籌備上市。在一個論壇上,我們兩個人聊得很投緣。我說,我的企業(yè)準備上市,想找他做獨立董事。后來獨立董事雖沒有當成,我們卻成了好朋友,他還邀我一起投資華誼兄弟,共同成了華誼兄弟的董事。
我很愛旅游。愛旅游的人有一個共識:不在于你到哪里去旅游,而在于你跟誰去。”我曾跟馬云、史玉柱一起去過北極探險。在北極,當你坐在橡皮艇上與冰海融在一起,只看見蒼蒼茫茫的遠處天水一線,一望無際。那種返璞歸真的感覺讓我們這些每天混跡在商場的人產(chǎn)生一種莫名的感動。
還有一次是和沈國軍等幾個朋友去非洲,很多動物就在游客眼前走來走去,那感覺很刺激。有只豹子從游覽車邊走過,導游告訴我,“你別站起來,豹子眼睛的分辨率不高,他把你和吉普車視為一體,如果你站起來,影像有了變化,它就會撲上來”。我和沈國軍看著豹子擦身而過,嚇得半死,好在豹子完全不當一回事,抬頭看看走掉了。這算是我們共同經(jīng)歷的一次“風險”。
因為這些朋友,每次我跑到深山老林、荒郊野嶺,才不會感到孤單,尤其到北極,要坐很多天船,如果不是因為在船上有一幫朋友,可能早就暈死了。
云峰基金的創(chuàng)立,之所以不停有人要進來,也是因為都是朋友,覺得可以一起合作。大家相互之間非常了解,常在一起,有很高的默契,雖然因為不同的行業(yè)經(jīng)驗,看問題角度不同,有時也有爭論,但是爭論帶來更多的是經(jīng)驗共享,讓我們共同獲益。
這種信任積累對我是一筆不小的財富。比如,我現(xiàn)在碰到有關消費類的問題,會馬上打電話問沈國軍、史玉柱;如果是能源、新技術問題,就問王玉鎖,這些互相之間的知識分享,智慧分享對朋友的感情非常重要,也對共同事業(yè)的成功非常重要。
(文|本刊記者王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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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伯權給我上了很重要的一課。他跟我說:手里有了資本后,應該學會好好利用,讓別人來替你實現(xiàn)資本的價值。
汪建國與厲害的人交往
口述|五星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 汪建國
當年身處家電零售行業(yè),我會有意識的與比自己厲害一點的人交往,希望從他們身上學到東西,像海爾的張瑞敏、海信的周厚健、格力的董明珠、美的的方洪波……我覺得在跟他們的交流過程中,能得到很多啟發(fā)和幫助。有時候是對具體問題的解決,有時候是潛移默化的經(jīng)營思想的影響。
但是,隨著身份的轉(zhuǎn)變,不僅我看待商業(yè)的視角發(fā)生了轉(zhuǎn)變,我的朋友、學習的對象也都相應跟著有所改變。一年多前,我賣掉五星電器,拿到一筆錢,對于未來做什么,有點困惑。當時有人告訴我,你可以學學何伯權,他在這方面做得很成功。于是,我專程飛到廣州找他聊天。
何伯權給我上了很重要的一課。他跟我說:要耐心,不要著急,慢慢來,最重要的是,要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能再像以前做企業(yè)時那樣,一門心思埋頭做事;手里有了資本后,應該學會好好利用,讓別人來替你實現(xiàn)資本的價值。
這對我啟發(fā)很大。的確,做企業(yè)講究的是專注、專業(yè),把一件事情做好做透就行了,想法不能太多,做法要多;而做投資則要注重合作、整合資源,不但要投資給正確的人,過程中還要讓專業(yè)的人做專業(yè)的事,比如審計、法律,你不可能自己包攬所有的事情,必須借助外腦。
交心是相互的,你不敞開心扉,別人也不可能對你完全敞開。一個非常保守的人,什么都不愿講,只想聽別人的,是很難交到真正的朋友。
在這一點上,對我影響比較大的是原百思買國際部總裁Bob,英國人,零售專家,曾經(jīng)在埃森哲工作過很多年。
百思買與五星電器合資后,他負責管理我們這一塊。剛開始我對他還不是很接受,但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相處,我們成為了很好的朋友。
記得剛合資不久,百思買提出要在中國市場做一個調(diào)查,分析影響顧客購買動機的因素,計劃的預算是400萬人民幣。我簡直不能接受,調(diào)查可以做,但哪里需要花這么多錢,而且僅僅是去了解顧客的購買動機?我就跟Bob講,不用調(diào)查我就可以告訴你影響購買動機的因素,第一價格、第二服務、第三質(zhì)量,無非是這些。
Bob了解了我不愿意花錢的想法,提出由總部出錢,五星這邊只要配合就結果出來,沒想到結論真跟我想象的不一樣,影響顧客購買動機的最重要因素既不是價格,也不是服務和質(zhì)量,而是接待這個顧客的員工是否取得了顧客的信任。
過去我們做生意,尤其是民營企業(yè),一貫認為價格是最大的影響因素,這次調(diào)查徹底改變了我多年的思維定勢。
現(xiàn)在Bob已經(jīng)離開了百思買,我也離開五星電器,但我們私下還是經(jīng)常交流,互通郵件,他來中國都要找我聊天。我們有時候聊聊中國的市場、中國消費者變化這樣的話題,他對這個比較感興趣。有一次,他畫了一張圖,要說明中國消費者結構是金字塔形的,我跟他說,現(xiàn)在可能已經(jīng)不是這樣了,變化很大。我隨手拿起桌上的一個梨,說,“現(xiàn)在中國的消費者結構可能更像梨形,中高端的客戶增加了”。他覺得挺有道理,對我的“梨”很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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