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博弈論幫助伊拉克政府重建

　　和2008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一樣，羅杰·梅爾森狂熱地喜歡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說《基地》。梅爾森還是經濟學家云集的世界計量經濟學會主席,他從高中就開始看保羅·薩繆爾森的著作。他告訴記者，他的研究方向轉向了政治和歷史，“現在正在閱讀的是亨廷頓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

　　上海七月的早晨，酷暑難耐。羅杰·梅爾森走在校園里，穿著一身嚴實的西裝，背著一個雙肩包，腳蹬著運動鞋，興致勃勃地看著街對面的高樓。

　　他的身邊，站著兩個世界上頂級經濟學家約翰·摩爾教授和拉法爾·瑞普羅教授，三人的裝扮整齊劃一。

　　事實上，羅杰·梅爾森身后聚集的頂級經濟學家有數百名之多。在他出任主席的世界計量經濟學會里，光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就有17 位。

　　此次，他們一行三人前來上海，是為了給2010 年的世界計量經濟學大會“預熱”。

　　世界計量經濟學會成立于1930 年，由耶魯大學經濟學家歐文·費舍爾和挪威經濟學家拉格納·弗里希發(fā)起，學會會員幾乎囊括了當今世界所有知名的經濟學家。

　　“這樣一個天才云集的地方，平日里會是怎樣一番光景？”面對這個問題，約翰·摩爾用略帶夸張的口氣回答說：“1985 年，我第一次參加世界計量經濟大會。當時，我從倫敦專門飛往美國麻省理工大學，一路上激動不已；作為一個研究經濟學的年輕人，如果你隨時可以看見默頓·米勒，并且還能站在門廊口與之論道，真是美妙至極。”

　　那么，溫和低調的羅杰·梅爾森如何統(tǒng)領這一幫天才呢？“我們這里有不同流派的人，大家不停地爭論，但從來都不是東風壓倒西風。”他說。

　　在哈耶克眼里，所有天才無外乎兩種，他在1974 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后，寫了一篇半自傳的文章《兩種類型的才智之士》：“那些最常見的科學家是記憶型的，他們過目不忘，”是“學科領域里的大師”。而另一類極端者，是常常“陷入困惑的人”，他們的精神活動，在某種程度上依賴某個不用思考的過程，通常能用直覺看到一切。”[page]

　　羅杰·梅爾森顯然屬于后者，他告訴《外灘畫報》：“一個學者最大的財富，是他的直覺；首先，你得靠直覺發(fā)現你一生所要鉆研的東西是什么？”

　　靠著直覺前行的羅杰·梅爾森，小時候看起來有點稀里糊涂。在他獲得成功后，還被兒時的伙伴“告發(fā)”。梅爾森曾經在第一次考駕照的時候，因為拐彎出錯而不能通過考試，而他也因此被同伴們一直稱為“走錯路的人”。

　　這個“走錯路的人”，還狂熱地喜歡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說《基地》。“《基地》包括前奏、三部曲等，一共七本，我都能倒背如流。”他說。

　　羅杰·梅爾森兒時對于阿西莫夫的迷戀，和克魯格曼一模一樣，后者獲得了2008 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基地》的主人公謝頓是一個大學者，他預見了人類悲慘的未來——整個銀河系將要經歷三萬年蠻荒、悲慘的無政府狀態(tài)。”羅杰·梅爾森說：“為了拯救人類，謝頓設立了兩個科學家的據點：第一基地是由自然科學家組成，第二基地則由心靈科學家與心理史學家組成。”12 歲的羅杰·梅爾森選擇了加入“第一基地”， 立志以后鉆研數學社會學，而7 歲的克魯格曼則選擇了“第二基地”，長大后想成為一名“心理史學家”——雖然那是現實里根本不存在的一門學科。成年后，這兩個愛好相似的天才都把注意力轉向了經濟學，開始了各自天馬行空的奇思妙想。

　　當克魯格曼異想天開地假設：“如果貨物以光速在各個國家之間運輸，那商品會怎樣定價”時，羅杰·梅爾森則躲在圖書館里，把構建魏瑪共和國的凡爾賽條約和魏瑪憲法，重新推寫了一遍。“還是歷史最迷人。”羅杰·梅爾森說。這位美國經濟學教授，對中國的歷史亦十分了解, 他甚至知道朱元璋誅殺開國功臣之事。

　　“由于核戰(zhàn)爭的威脅，我們上世紀50 年代出生的這一代人，小時候其實總在擔心未來。”有一次，小梅爾森仰頭問父親：“政治漫畫里的全球危機會成為現實嗎？”他的父親向他保證：“這個星球上的領導者日后一定會用和平的方式來解決沖突。”

　　“直到1972 年的一天，我偶然發(fā)現了博弈論，我才知道父親說的是對的。”說到這，他像往常一樣，嘴角閃過一絲微笑。

　　B= 外灘畫報

　　M= 羅杰·梅爾森

　　“我特別喜歡歷史書”

　　B：你的父親對你影響很大嗎？

　　M：一個人的興趣肯定來自于童年。是父親、母親指引我走上了研究的道路。我的家在波士頓郊區(qū)，家庭非常和睦。我的父親在一家家族企業(yè)做工程，他們的老板是生產假牙的。我父母都崇尚閱讀、喜歡科學，我記得他們兩個在我稍微大一點的時候，都曾返回學校、專門進修了學位。

　　我的妻子是西北大學一名院長。我有兩個女兒，自從她們出生后，我生活的一切都是在與她們分享。

　　B：是不是所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喜歡阿西莫夫的小說？

　　M：（笑）我在12 歲的時候看了很多科幻小說。我最喜歡阿西莫夫的《基地》，里面講到用數學社會學，構建一種新的烏托邦式的文明。那時，我和許多朋友一起談論這個學說，我們都覺得社會學將來可以解決這個世界的危機，而物理學則給我們這個時代帶來沖突。我還特別喜歡讀歷史書，從中我總能發(fā)現迷人的美。但我也很渴望嚴密的分析，所以當我學習經濟學以后，就產生了好奇。

　　我還看了很多保羅·薩繆爾森的書，他在書里說：“要在現代社會做一個有文化的人，你必須對博弈論有一個大致的了解。”

　　B：作為一名經濟學家，你的靈感來自哪里？

　　M：閱讀。大量的閱讀。

　　“我靠直覺發(fā)現博弈論”

　　B：你是怎樣發(fā)現博弈論的，在你們那個年代，博弈論似乎并不主流？

　　M：是的，我從高中就開始看保羅·薩繆爾森的著作，到大學后我自然而然就選擇了經濟學和數學。

　　但我高中時的化學老師告誡我說，至少要把物理學研修完才行，我很懷疑他說的是對是錯。后來的事實證明他是對的。

　　我是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發(fā)現博弈論的。

　　B：是靠你的直覺嗎？

　　M：那一年的春天，作為哈佛三年級的學生，我決定去聽霍華德·雷法的課。在課上，他教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關注個人效用函數和主觀概率。課程結束后，他告訴我們，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最大化決策者之間的合理效用，被稱為博弈論，而這個領域的成就十分有限。聽了老師比較悲觀的評論后，我反而發(fā)現一些積極的東西。我想，如果我不去探究這種基本的社會決策模式，那我怎么能假裝弄懂社會科學呢？那個夏天，我開始去讀有關博弈論的書。[page]

　　哈佛大學當年還沒有開設博弈論這門課程，所以我自己開始到處在報紙雜志上找有關著作，我看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奧曼（2005 年）、約翰·豪爾紹尼（1994 年）、約翰·納什（1994 年）等人的文章，他們的文章把我引上了路。

　　1972 年的秋天，當我讀到約翰·豪爾紹尼的著作后，我發(fā)現自己終于找到一生的研究方向了。

　　B：你好像很安靜？一直以來你都呆在學校？

　　M：1976 年從哈佛大學畢業(yè)以后，我就來到美國西北大學。那里的博弈論不是一個小小的分支，而是主要的研究方向。這在當時很少見，甚至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我很慶幸在那里和我的同事們開始了博弈論的研究。

　　但在西北大學呆了25 年以后，我感覺也許呆了太長時間。于是，我就轉到了芝加哥大學，我的妻子現在還在西北大學麥考密克學院當院長。

　　“我們的生活就是博弈論”

　　B：你的博弈論研究，似乎比別人都顯得更關注現實？你運用博弈論很好地為加州電力改革設計了方案，還解決了美國醫(yī)學院的招生難題？為什么你是這樣的風格？

　　M：我的工作是探求如何在社會中獲得信息，以實現資源的分配。

　　80 年代后期，博弈論開始成為主流。從這個時候開始，我意識到博弈論的運用應該超出傳統(tǒng)的經濟領域。怎么說呢？我們的生活就是博弈論。數學推理是為了解決人們生活中的問題。

　　在任何的競爭市場中，我們都可以采用博弈論。我們必須考慮每個人擁有不同的信息后，他們在競爭中應該如何互動？

　　我一直在想，21 世紀怎樣才會變得更好？所以，我才追溯了歷史上的魏瑪共和國，把魏瑪憲法重新推寫了一遍。

　　B：博弈論如何用于現代的選舉程序呢？你后來還關注了伊拉克政府的重建？

　　M：我自己建立了一些模型，這些模型是用來評估選舉改革過程中的競爭問題。

　　舉個例子，一個政客試圖吸引廣大選民。那么我開發(fā)的模型便可以顯示出，不同的選舉制度將怎樣系統(tǒng)地影響到政客的競爭性激勵，從而吸引廣大選民。我發(fā)現代理激勵問題和政治家的個人名譽是建立政體的關鍵因素。任何一個政治系統(tǒng)的體系都是靠政治家組織建立起來的，前提是這個政治家必須保證他的個人名望以吸引其忠實的支持者。建立民主政治的過程也就可以理解為為更多的政治家提供一個為自己建立民主聲望的機會，這些聲望為他們帶來大量選民的選票和智能團的資助。

　　我用這個開發(fā)的模型，仔細地分析了伊拉克建立民主政治時采取的政策。我對占領當局的絕對優(yōu)先權提出過異議。2003 年，占領當局應該是經選舉產生，并且建立資金充足的當地議會，以便于當地領導者可以開始為民主的統(tǒng)治，建立個人聲譽。

　　B：最近，你的研究興趣已經轉向了政治歷史？

　　M：是的，這是我最新的研究方向。在西方，經濟理論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60 年，蘇格拉底的學生寫了一本書，這本書研究代理人的激勵問題，有種道德上的考量。有個富人，他有個農場；而要管理農場，他就必須給農奴一些激勵，讓他們?yōu)樗ぷ鳌Ｍ瑫r在雅典還有階層的分別，富人可以參與城市的管理。經濟和政治很早就結合在一起了。

　　當今世界，很多國家正在悄然發(fā)生著變化。我現在正在讀塞繆爾·亨廷頓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我想考察全球各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包括遠古時代的國家。

　　現在，我們需要一些新的理論模型來幫助人類建設更好的未來。

　　“我最想遇見哈耶克”

　　B：你能用一個詞來表達你2007 年獲得諾貝爾獎時的心情嗎？

　　M：太棒了。不過，我想說的是真正的獲獎者是思想，如何設計激勵機制。

　　B：你是怎么處置你的獎金的？

　　M：我的生活方式沒有發(fā)生變化，但我還是在考慮比較舒適的退休計劃。我得承認，除了對科學的好奇心以外，我們每個人都有物欲和虛榮心。

　　B：在那些你從未遇見過的經濟學家中，你最想遇見的諾貝爾獎得主是誰？

　　M：我想遇見的人是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他在1945 年所寫的《知識在社會中的利用》一書，在我們國家產生的影響你無法想象。

　　哈耶克打破了亞當·斯密的“均衡”神話，把經濟知識建立在了哲學基礎上。然后，哈耶克又把自己的思想擴展到哲學、政治學、法律、心理學等不同領域。我想他有點《基地》里的大科學家的味道。

　　B：對于去年發(fā)生的金融危機，那么多頂尖的經濟學家，聰明的大腦們?yōu)槭裁礇]有事先發(fā)出預告？

　　M：我想經濟學的確是用來了解世界的，而不是用來預測世界的。我們可以用一些模型來了解宏觀經濟行為，但我們真的無法預知。我們所能做的是，怎樣通過政策來減少金融危機所帶來的損失。

　　而我們這個世界也變得越來越好了，自從上個世紀30 年代發(fā)生大蕭條以后，很多國家的中央銀行已經干得越來越漂亮了。